他是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（南京市第二医院汤山院区）隔离病区的“最高指挥官”，当危重病人需要执行气管插管和气管切开时，作为麻醉科专家的他又挺身而出，冒着感染风险亲自操刀。他，就是我校1994届校友、南京市第二医院副院长殷国平。
只有一次插管机会，他挺身而出
2月2日，60多岁的刘女士（化名）被紧急收治进入市公卫中心。当时，她是南京市收治的唯一一例新冠肺炎危重病例。
“患者合并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老慢支等多种疾病，入院时病情非常危重，病程进展很快。根据省、市新冠肺炎防治专家组的建议，要对她进行气管插管和气管切开，方便患者呼吸道的管理，包括吸痰、雾化治疗、上呼吸机等。”殷国平说。
因为病人本身基础条件比较差、严重缺氧，只有一次插管机会，如果失败，患者很可能心脏骤停、失去生命；另一方面，气管插管和气管切开是被传染风险最高的手术操作之一，因为新冠肺炎主要通过飞沫、呼吸道分泌物等传染，而口腔和咽喉是病毒浓度最高的两个部位，插管感染风险要比平时大无数倍。
“我是麻醉科专业出身，操作比较专业、经验相对丰富，相比年轻医生，承受压力的能力也大一些，于是决定这个操作由我来执行。”殷国平说，“说一点都不紧张不可能，但主要不是担心被感染，而是如果插管不成功，病人就没救了。”
经过精心准备，殷国平走上了手术台。身穿三层笨重的隔离装备，头上戴着护目镜、隔离面屏，雾气影响着手术视线；而患者身胖、脖短，气管条件也不是很好。为了看清操作部位，手术过程中，殷国平的脸几乎全程紧贴病人的脸，距离患者的口鼻基本上是“零距离”；气管切开时，不可避免地有血液和分泌物等溅出，好在他凭借严密的防护和老道的经验，确保了自身安全和手术成功。
气道开放之后，治疗方案顺利实施，患者情况逐渐好转，目前已在尝试脱离呼吸机。虽然不能说话，但患者还是通过简单的手势交流，向医护人员表示了感谢。
非典、甲流、埃博拉，他全部参与
殷国平说，相比2003年的非典，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护措施非常到位，医护人员职业暴露的风险小了很多。
当年非典刚刚发生时，医院收治的第一例疑似非典病人，也是殷国平执行的气管插管。“当时对非典还不了解，病人情况又很危急。他只是个8岁的孩子，不赶紧抢救，生命就没有了。所以在没什么防护的情况下，我给他插了管子。事后检查，这个病人是阳性，现在想起来还是有点后怕的。当时我小孩只有13个月大，非典的医护感染率又比较高。”殷国平说，疫情就是战情，医务工作者必须义无反顾地冲上去。
2009年抗击甲型H1N1流感，殷国平作为专家组成员也冲在了第一线。那年，他最大的考验是一名重症甲流产妇。“孕妇的麻醉是非常困难的，一旦稍有疏忽，就是两条人命。”殷国平说，因为治疗需要，他连续20多天没有回家，吃住全部在医院，直到病人病情平稳。其间，殷国平母亲车祸，需手术，他也未能到床前尽孝，对母亲满怀愧疚。
2015年，埃博拉病毒爆发的那一年，殷国平又参加了援非医疗队，飞赴塞拉利昂抗击疫情。
塞拉利昂地处西非，年平均气温可达30℃以上，当地医院没有空调，还经常停电、断水，殷国平坚持4天一个24小时班，常常累到忘记了想家。“我们每天都跟‘死神’接触。”殷国平说。
儿子正上高三，最担心他的学习
作为新冠肺炎患者隔离病区的“最高指挥官”，殷国平和其他医护人员一样，在隔离病区和休息区“两点一线”，不是组织各个隔离病区主任进行查房，主持病例讨论，对住院患者进行救治，就是对接医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各个小组，协调资源做好隔离病区的管理和保障。
虽然已是抗传染病战线的“老江湖”，但面对史无前例的新冠肺炎疫情，殷国平的家人多少还是有些担心。“这个病毒的传染性比较强，我天天都给他们报平安。”殷国平说，现在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正上高三的儿子，再过几个月就要高考了，“我每天住在医院，连孩子学习也顾不上。我现在只能每天通过电话、微信多盯一盯，给他加加油。”
（来源：徐州医科大学南京校友会、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）
